傅蔚冈专栏

　　通常认为，城市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城市有更好的就业，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因此会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生活。从近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确实如此，大量的农业人口为了更好的就业进城，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从而实现了城市化。

　　不过，在与大量进城就业的路径不同的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城市化，那就是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近日，有媒体记者在春节返乡手记中，报道了所谓的“教育移民”这一现象：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在县城买房，一些家长还专职陪读。而举家迁入教育条件更好的地区，成为农村教育的新动向。

　　为什么会有这种“教育移民”现象发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乡村的基层教育无法满足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就像孟母三迁，这些迁徙通常是主动发生，而且大都是发生在那些条件比较优渥的家庭之中。就像有媒体报道的那样，“村里的去县城，县城的去市里，市里的去省会或者一线城市，人口的向上迁移已成定势。”

　　还有一种解释是属于被动教育移民。随着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很多家长不得不跟随着子女到县城。此类教育移民其实始于本世纪初的乡村学校“撤并”，为了减少财政支出，从2001年开始大规模的撤并村校，从而使得家长不得不跟随着孩子进城。2012年12月1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求是》杂志刊文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全国小学数量由约50万所减少至约25万所，减少近一半。对于基层教育部门而言，教学网点撤并，显然有基于管理的考量。但是由于缺乏寄宿制的管理经验和客观上财政能力和技术能力的缺乏，寄宿制并未发挥良好的作用。相反，由于缺乏足够合格的校车和合适的宿舍等硬件设施，很多家长不得不跟随孩子进城。

　　如何看待此类城市化？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欢迎任何主动的人口迁徙，之所以会有这种迁徙发生，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迁徙会改进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在克服因此而导致的各种困难。那么，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那些非自愿的“教育移民”，即父母亲为了应对撤并学校而不得不进城。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人口分散农村地区的中小学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是寄宿。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地区，由于乡村规模缩小，一个村子已经不足以支持一个学校的运营，因此集中教育、发挥规模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我个人的小学教育为例，因为村里适龄儿童的减少，村里学校的规模从一到五年级缩小到一到三年级，最后村校撤销。那么，撤销村校后学生到哪里去？寄宿到乡镇中心小学。

　　第二是复式教学。一般来说是一个教师应对多个年级，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是成本低，但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复式教学对教师的技能要求很高，要求老师能够胜任各种课程———但事实上，凡是实行复式教学的地方，教师的水平通常都非常有限，很难满足这种要求。也正是如此，复式教学往往只是适用于低年级的教学。

　　第三是校车接送。校车接送在现代城市里已经不是新鲜事，但也主要是集中在城市里的私立学校，因为校车接送的运行成本比较高：购买校车、维护运营等费用都需要不菲的支出，同时还考虑到很多山区交通基础设施不佳，因此它只局限于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且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如果以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校车运营数量作为比较对象，中国的校车存量应该为110万辆，但事实上截至2016年，中国专用校车保有量仅为14万辆，而且绝大多数校车集中在城市。

　　过去几年并校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小学生的上学距离：《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2016）显示，农村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5 ．4公里，而初中生单程上学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农村学生每天上学往返途中要用去4-5个小时，很多事故恰恰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也正是如此，此前马云在1月21日举行的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上呼吁通过并校来解决农村子女的上学问题。当然，马云所呼吁的并校，并不是简单的“一并”了之，而是通过并校这种形式，全方位提高学校的管理能力，从而为中国今后的发展积蓄最为宝贵的资源——— 人力资源。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于那些主动为之的教育移民，我们应当欢迎，同时还可以通过户籍改革为其父母进城落户提供各种便利；而对于那些被动的教育移民，应该通过“并校”加校车等方式来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而不是让父母受困于子女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