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唱家、“中国夜莺”周小燕，形象是公认的高雅。

脚蹬高跟鞋，手提小坤包。90多岁了，每次出门，必然会化上淡淡的妆。

甚至，最后的岁月里，住进了病房，她依然扑粉、涂唇、描眉。于是前去探望的诸位，看到的还是那熟悉的面容。

能把自我形象保持成这样，一是家教。

父母俱为书香门第，家境富足，喜爱音律，周小燕尚未出生，母亲就常去各类音乐会，以为胎教。

生在这样的家庭，想不高雅也难。

二是职业。

上世纪30年代，刚20岁就留学法国，在巴黎完整接受音乐教育。历经7年苦练，正式登台，一唱天下惊，成为欧洲各国歌剧院的常客——“中国夜莺”的雅号，由此而来。

常年在顶尖艺术舞台上演出，气质自然出众。

行文至此，不熟悉周先生的人，大概会觉得她高雅不失威严，受人仰慕却又保有距离。

但你若见过她，或者哪怕仅仅见过她留存于世的视频，便会讶异。如此大人物，竟谦谦素雅、温润如玉，即便仅看影像，也觉如沐春风。

何也？

因为她是先生。这个“先生”，既是后辈对她的尊称，也是她最钟情的事业——一名教书育人的先生。

从唱到教，在中国声乐界，能把这两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上到高度的，周小燕是独步天下。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曾说过，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当作目标理想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丽动人的唱歌艺术独树一帜堪称大师者如郭兰英等人，有高徒辈出而惊艳国际乐坛的如沈湘等人，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兼而得之的双料大师，仅周小燕一人而已。

于术，她创造了崭新的声乐教学模式。

上世纪50年代，她刚教书那会儿，音乐院校注重的是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天南地北的学生一张口，全都一个腔调。周小燕是最早一批进行教学探索的人。她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比如廖昌永。

他出身农村，来上海前没见过世面，路遇周小燕吓得不敢打招呼，跳到马路对面躲起来。这些都是花絮，不多说。

单说周小燕一下子就听出他的特点：会抓腔。

抓腔，就是可以不懂原版的歌词，但就能唱得准，唱得出韵味。不管多没见过世面，农村孩子廖昌永就有这本事。于是周小燕就狠命练他，每次上课前，都要他字正腔圆地朗诵歌词，做不到就不能唱。廖昌永不理解，不理解也不行，就得那么练。

时间长了，廖昌永悟出门道来了，说自己终身受用。他去参加世界歌剧大赛的时候，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对他赞不绝口，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

于德，她堪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范。

她自己上世纪50年代就入党。要知道在此之前，她早早出国游历欧洲，专注学业和事业，跟共产党几无来往。但她一回国，几次接触下来，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从此矢志不渝，即便特殊年代里几次受到政治运动迫害，也不改初心。

信仰为何如此坚定？

倒也不难理解，她可是《长城谣》的首唱者。“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日寇铁蹄肆虐中国时，19岁的她是流着泪唱红这首歌，从街头唱到医院，唱进中国人的心中。

难怪她招学生，第一条标准就是看学生爱不爱国。

而学生一旦投入她的门下，她必倾力教授。

她是一个单纯到仅有音乐和学生的人，以至于没有学生便焦虑不安。她生命的最后几年，90多岁的人，每天还在带学生上课。学校爱惜她身体，规定她每天只能指导一个学生。她还不高兴，有记者去采访，她抱怨：“这样太浪费生命了，我想一天教两个。”

在她既病痛又想念教学的最后一段日子，上海瑞金医院甚至设想过给她在医院里开一个钢琴教室。即使在意识模糊时，学生去医院探望，她已不能说话，但还是会下意识地挥手做指挥动作。

能遇见这样的先生，学生之幸。

2016年3月4日，她去世，享年99岁。

无数人去参加她的追悼会。有记者随意找到一位普通市民，问：“您为什么要来？”

那市民是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回答:“她出国时就想着要报效国家，国家有需要二话不说就回来。她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地投入，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很多人想要她那样的高雅，但她高雅的背后是高尚！”

在我看来，这位普通市民的直白之言，是对先生最隆重的纪念。

《中国教育报》2018年09月2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