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燕:高雅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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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高雅的背后

著名歌唱家、“中国夜莺”周小燕,形象是公认的高雅。

脚蹬高跟鞋,手提小坤包。90多岁了,每次出门,必然会化上淡淡的妆。

甚至,最后的岁月里,住进了病房,她依然扑粉、涂唇、描眉。于是前去探望的诸位,看到的还是那熟悉的面容。

能把自我形象保持成这样,一是家教。

父母俱为书香门第,家境富足,喜爱音律,周小燕尚未出生,母亲就常去各类音乐会,以为胎教。

生在这样的家庭,想不高雅也难。

二是职业。

上世纪30年代,刚20岁就留学法国,在巴黎完整接受音乐教育。历经7年苦练,正式登台,一唱天下惊,成为欧洲各国歌剧院的常客——“中国夜莺”的雅号,由此而来。

常年在顶尖艺术舞台上演出,气质自然出众。

行文至此,不熟悉周先生的人,大概会觉得她高雅不失威严,受人仰慕却又保有距离。

但你若见过她,或者哪怕仅仅见过她留存于世的视频,便会讶异。如此大人物,竟谦谦素雅、温润如玉,即便仅看影像,也觉如沐春风。

何也?

因为她是先生。这个“先生”,既是后辈对她的尊称,也是她最钟情的事业——一名教书育人的先生。

从唱到教,在中国声乐界,能把这两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上到高度的,周小燕是独步天下。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曾说过,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当作目标理想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丽动人的唱歌艺术独树一帜堪称大师者如郭兰英等人,有高徒辈出而惊艳国际乐坛的如沈湘等人,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兼而得之的双料大师,仅周小燕一人而已。

于术,她创造了崭新的声乐教学模式。

上世纪50年代,她刚教书那会儿,音乐院校注重的是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天南地北的学生一张口,全都一个腔调。周小燕是最早一批进行教学探索的人。她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比如廖昌永。

他出身农村,来上海前没见过世面,路遇周小燕吓得不敢打招呼,跳到马路对面躲起来。这些都是花絮,不多说。

单说周小燕一下子就听出他的特点:会抓腔。

抓腔,就是可以不懂原版的歌词,但就能唱得准,唱得出韵味。不管多没见过世面,农村孩子廖昌永就有这本事。于是周小燕就狠命练他,每次上课前,都要他字正腔圆地朗诵歌词,做不到就不能唱。廖昌永不理解,不理解也不行,就得那么练。

时间长了,廖昌永悟出门道来了,说自己终身受用。他去参加世界歌剧大赛的时候,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对他赞不绝口,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

于德,她堪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范。

她自己上世纪50年代就入党。要知道在此之前,她早早出国游历欧洲,专注学业和事业,跟共产党几无来往。但她一回国,几次接触下来,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从此矢志不渝,即便特殊年代里几次受到政治运动迫害,也不改初心。

信仰为何如此坚定?

倒也不难理解,她可是《长城谣》的首唱者。“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日寇铁蹄肆虐中国时,19岁的她是流着泪唱红这首歌,从街头唱到医院,唱进中国人的心中。

难怪她招学生,第一条标准就是看学生爱不爱国。

而学生一旦投入她的门下,她必倾力教授。

她是一个单纯到仅有音乐和学生的人,以至于没有学生便焦虑不安。她生命的最后几年,90多岁的人,每天还在带学生上课。学校爱惜她身体,规定她每天只能指导一个学生。她还不高兴,有记者去采访,她抱怨:“这样太浪费生命了,我想一天教两个。”

在她既病痛又想念教学的最后一段日子,上海瑞金医院甚至设想过给她在医院里开一个钢琴教室。即使在意识模糊时,学生去医院探望,她已不能说话,但还是会下意识地挥手做指挥动作。

能遇见这样的先生,学生之幸。

2016年3月4日,她去世,享年99岁。

无数人去参加她的追悼会。有记者随意找到一位普通市民,问:“您为什么要来?”

那市民是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回答:“她出国时就想着要报效国家,国家有需要二话不说就回来。她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地投入,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很多人想要她那样的高雅,但她高雅的背后是高尚!”

在我看来,这位普通市民的直白之言,是对先生最隆重的纪念。

《中国教育报》2018年09月2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