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总结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状况，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有着其他流派的经济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一、马克思的发展观
发展观决定发展的路径和举措。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生产力不发达，盛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种社会形态打破了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更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空间和多方面的选择自由，较之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或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展，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准备条件。” 马克思所讲的条件既包括物质条件，又包括精神条件。物质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就的强大的生产力，即经济本身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巨大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方面的准备就是公平、平等、自由选择和竞争，是人的自我价值较之此前的社会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才能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目的。
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如果背离了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先期发展的国家存在着这种现象，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1973年，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经批评道，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对物的关注胜过于对人的关注，结果“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造纸厂不能推卸它的责任，而汽车主对于汽车的使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个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加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 加尔布雷思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对人本身给予充分关注，确立和追求公共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目标。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颇具影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同样批评了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与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狭隘的发展观，最多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进入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15年的目标和价值指标，强调自由、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为发展而发展的问题，一些地方不择手段地追求GDP，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福祉。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党中央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思想。当回顾已经走过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关于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的发展观之伟大。离开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任何发展都会黯然失色。以人为本，以普通老百姓为本，既是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丝毫不能偏离的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源。
二、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生产端、是实体经济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生产端或供给侧是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人类经济的进步和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供给端推动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经济活动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处于首位，起着决定作用，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在讲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得到最后完成。”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1）是生产端，或者供给侧推动了经济发展。（2）生产端的生产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要为市场所接受，才能把产品变成消费品，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端指的是实体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三卷《资本论》研究的都是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商品”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质产品的社会有用性。由价值形式进而由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量背后是使用价值，是由使用价值支撑的。只要这些使用价值量不变，表现其价值量的价格或高或低都不影响一国的实际财富的增减。
三卷《资本论》在逻辑安排上也体现了实体经济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的原则。其中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由生产物质产品的产业资本完成的。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具体论述的是创造物质产品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论述了其他资本形式，如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如何参与由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它们服务于产业资本，并由此得到以平均利润形式表现的回报。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则断然不可产生。
马克思的经济学高度讴歌了劳动。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教育和培训的积累，相当于人力资本，可以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预见到了人力资本。
以实体经济、物质产品生产为标准，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如演员的劳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收入是对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割，不应当高于物质产品生产者，即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
在马克思经济学里，行业之间的分配也是实体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是其他资本形态因为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让渡给它们相应的回报。通过利润的平均化，商业资本以商业利润的形式、银行资本以利息的形式分割之。但利息率不能高于平均利润率。换言之，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金融资本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其宏观经济的范畴也是从实体经济出发的。为了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按照最终用途，马克思把社会实际物质产品分作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从价值上社会总产值被分作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转移过来的价值c，可变资本或者工人的工资v，剩余价值m。马克思要研究的是社会所有商品的价值实现，和再生产中的实物补偿问题。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各种部门有自己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要发生成功的交换，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要成功，不仅要求量上相等，而且要求在实物上相适应，即既要总量平衡，更要结构平衡。如果需要的是机器，供给的却是棉纱，或者需要的是高规格的钢材，供给的却是低规格的钢材，固然量上是相等的，由于结构不匹配，交换就不能成功，价值亦不能实现，实物亦不能补偿，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这就是结构问题，是供给端的问题。靠刺激性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货币在再生产中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
马克思关于生产端和实体经济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中的农业直接关系到谁来养活这个国家的人民，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关系到谁来装备这个国家的各个行业。任何创新都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上。没有实体经济，创新将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最终枯竭。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中指出，“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球战争。
加拿大学者瓦科拉夫·斯米尔在其撰写的《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了离不开制造业》中对过份强调服务业持批评态度。他指出，“2011年，尽管美国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2%，但如果就此认为如此低的贡献率会让农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边缘性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农业和金融业对GDP贡献率的减少的意义是不同的。农业的贡献率的减少带来的是饥饿和死亡，金融业的贡献的减少如果由投机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来承担，那是求之不得的。” 我们看到，以扎实的实体经济作为基础的德国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中表现良好，而美国则通过对过度金融化引发的危机的反思高调回归实体经济。历史证明，马克思关于通过实体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论述意义十分深远，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具有它的指导意义。
2、在当前中国经济中，一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地赶时髦，拔苗助长地提升产业结构，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展服务业。过早脱离实体经济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和船员的收入，其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根据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做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配第·克拉克定理有两个前提：一是受分工范围的约束，通常在一国范围内，即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由于产业的发展程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工。而不是在同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例如每一个县，都要重点发展服务业。第二，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水到渠成，而不是人为地拔苗助长。一旦拔苗助长地发展服务业，就违背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自然规律。经济就可能会因失去实体经济的支撑而过早地空心化，这是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3、一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生产端或供给侧拉动的。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就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一旦供给侧有了巨大的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之势去迎接。如果供给能力没有提高，产业结构固化，从需求端大水漫灌式地刺激经济，只能形成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供给侧是市场的供给，是微观层面活力的体现。经济发展说到底最终是微观层面的事。如果微观机制活力无限，宏观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束之高阁”了。威廉·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引用《经济学家》的话指出，“如果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政策的关系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培育竞争市场。这种市场奖励创新且将政府的作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据此，生产端、供给侧的本质在于企业的活力，它的意义较之于频繁的宏观调控怎么估计也不过份。
4、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实体经济。劳动创造财富是一条公理，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劳动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创造财富和致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创造财富者不能致富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在马克思的笔下，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却没有致富，是大多数剩余被资本分割了。当今中国劳动不能致富，有初次分配的问题，有其它产业，例如金融产业、虚拟经济不适当分割的问题，有官商勾结、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还有国有企业领导人天价年薪的问题，当然也有有些劳动太过简单，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分配制度的安排，使得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应当改变的是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怀疑劳动创造财富的公理，助长投机心理。
在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一种趋势。今天的劳动，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包括人力资本拥有者的高素质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三、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函数。对于我国经济目前碰到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问题，马克思同样有着相当深刻和精辟的论述。
对于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另外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社会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确定的分配给这个产业的劳动时间。如果超过社会对某一产业的产品的总的需求量，即使这些产品都符合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下，以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的劳动强度，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的要求，超过社会需要的部分还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这就是产能过剩。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里，马克思以亚麻的生产为例写道，“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特许的一部分，这也绝不能保证他的20码麻布就有使用价值。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它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 马克思强调，“假定市场上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此即产能过剩。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再一次从另一种意义上的劳动时间的角度论述了社会总劳动时间也须合理地分配在各种产业上，否则就会形成某一产业的产能过剩。马克思写道：“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够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 马克思举例说：“例如，纺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纺织品中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途。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一种产品上。” 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某一产业的产能完全有可能过剩。《资本论》第二卷中，在谈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马克思强调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不仅在价值量上要相等，在结构上也要匹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过剩的产能呢？又如何使各种产业保持合适的比例呢？马克思认为有两种解决的途径：一是淘汰，二是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十分重要。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兼并、重组，甚至包括危机，强制性的淘汰都是解决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在讲到固定资本的更新的时候，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大部份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更新。……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 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对经济快速发展时形成的不协调强制性地修正。面对危机千万不能反应过度，要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时间。
充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流动也可以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消除某一方面的过剩产能。马克思写道：“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一个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到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总之，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会形成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他还强调，“那种在不平衡中出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流动性，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 在商品流动中，在自由进入中，在利润平均化中消除产能过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曾经指出，“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耻，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绝不会永久继续存在的。”
调整结构的另一个途径是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提升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在资本主义条件，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新是内在的、微观层面的自觉行动，这首先来自他们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其次来自于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给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行业产品的总数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它们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更多的获利则在于其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必须创新，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竞争的压力使其必须努力获得超额回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谛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打破已有的均衡，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在其示范作用下，其他资本家纷纷跟进，利润随之被平均化，社会的技术、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如此不断反复，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产业，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熊彼特笔下的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超额剩余价值，而不是相对剩余价值、平均的剩余价值，相对的、平均的剩余价值是瞬息间出现的，竞争使得率先创新者能获得超额的回报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如果没有变革，没有社会条件的创新，技术层面的创新是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写道：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
我国经济正处在调结构的关键时刻，调结构的实质是吐故纳新。对于调结构，马克思的论述启示我们：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发生过剩。然而这种过剩不仅没有酿成大的问题，反而成为创新、调结构的契机和杠杆。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体制、机制，即竞争、兼并、破产、重组，以及危机阶段的强制修正起了作用。我们一定要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要接受计划经济的教训，绝不可越俎代庖地指示产业发展的方向，如果政府能够调整成功、并且高效，计划经济体制就不会被历史淘汰。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下好的政府作用和计划经济下好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衡量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下政府事无巨细，样样都管；而市场经济下政府发挥的作用就是创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如果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离开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将不知道产业调整的方向，人们甚至不知道哪些产能是过剩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知识累积、能力累积和制度累积的。
2、创新同调结构是同等意义的概念。没有创新就没有结构提升。在创新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把思维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在创新问题上把思维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首先要明白创新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其核心是知识产权。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写道：“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的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得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奖励和补贴的人为标准具有弹性，寻租空间大，组织实施成本也很大。当然，制度安排除了知识产权之外，社会还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官本位”，既褒奖成功，又包容失败。
市场经济下创新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大众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形成积极向上的创新氛围，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创意纷涌。埃德纳·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大众创新的特点是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规划。正是因为缺乏协调，才使创新具有了多样性。多样性使各类、各层次的创新充分萌发。他说，“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的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 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规划要求一致性，往往会抹杀创新所需要的多样性和异想天开；规划是以一个时间点的知识和信息预测未来，但知识和信息却是瞬息万变的，规划往往远离市场一线，感觉“迟钝”。但这并非完全否定规划，实际上宏观层面的规划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说应当区分层次，充分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对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市场层面、微观层面，规划则应富有弹性，宜粗不宜细。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探索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有战略定力。
四、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以及不适当地刺激不利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研究了货币，以及货币的演化及虚拟资本。马克思认为货币也是商品。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的是金银。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马克思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是任意的，而是和待实现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例关系，和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关系。马克思研究了纸币，认为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贵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的流通量限于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超过这一限制，纸币就会泛滥起来。马克思写道：“只要纸币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的流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起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 当纸币的发行量的限度被突破的时候，那就是通货膨胀，就是灾难。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要有合理的边界。有了纸币就可以有银行券，并最终借助信用膨胀流动中的信用货币，加剧纸币泛滥。马克思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在他的银行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 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中，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个支付行为确实无疑的完成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发生经济危机。链条愈长，愈容易发生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
信用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尽可能地把一切都金融化，于是产生了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一旦作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马克思指出：“作为纸质资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所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的价值来流通。”
马克思观察到，作为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像实体经济那样清晰和明白，而是带有赌博的性质。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价格的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首先，货币就是货币，不应当成为我们任意把玩的调控经济的手段。把货币作为调控手段的货币只能是纸币，金属货币的数量是给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制造的，且有退出流通贮藏起来的贮藏功能，因而不可能成为任意发行的调控手段。中央银行把纸币的发行量作为调控手段，通常倾向于降息使货币便宜，这就像马克思举例所言，如果肉便宜就会助长人们吃肉，啤酒便宜就会助长人们喝酒，货币便宜，就会助长人们滥用资本，上一些本不该上的项目。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是当前低层次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滥发货币的政策极大地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退休人员的利益，人们为了保值而买房地产、买理财产品，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如果非要把货币作为调控的手段，从供给侧的角度讲，倒是加息，使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值钱，更有利于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把货币作为调控手段最大的弊端是币值不稳定。纸币是靠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支撑的，一旦币值不稳定，价格扭曲，就会加剧经济的震荡。弗里德曼指出，“假如要把经济活动动荡的规模及频繁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那就必须首先使社会具有可靠的货币本位。要使就业不受动荡的影响，首先要通过健全地管理货币发行结构来保护经济不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而不能通过全面控制需求来有意识地纠正这种波动。” 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要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紧盯GDP的增长速度，因为GDP的实现必须以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
其次，纸币借助货币发展成金融，金融产业以及过度金融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
一是与实体经济争资源。货币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介，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产业，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的追求。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衍化自己，让普通老百姓雾里看花。金融产业的高回报，对实体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在抑止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抑止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是把一切尽可能地金融化。在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变异”，不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投资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品，而是一种金融产品。通常越是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越是红火，因为投资领域稀缺。中国房地产充斥着泡沫，诚如上一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一样。阿尔文·托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力量的转移》中指出，“更糟糕的是像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样，日本经济是由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抬上去的，这个泡沫只要用针头轻轻地一戳就会破裂，那时，它的冲击就将冲向已经不稳定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并且立即波及到华尔街、苏黎世和伦敦。”
三是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铁路大王”的赌博，会助长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