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普通的话题——其信息由来早在120多年前即已存在。俄罗斯大作家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1年指出的经济优先事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今天的俄罗斯具有现实意义。
1881－2013：历史重演
在不久前发表于《消息报》的专栏文章中，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1年发表的《作家日记》中的语句：“资本喜欢安定的内外部环境，否则会躲藏起来。”在俄罗斯当今资本外逃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未必有人会有强烈的愿望就此事与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争论。更何况，出自该俄罗斯作家经典著作中的语句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经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所遇问题与当前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
1881年在很多方面成为俄罗斯发展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世界经济刚开始从1873－1879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这场危机和2008－2009年的危机一样，首先波及西欧国家和美国。然而，随着全球需求的减少，俄罗斯的贸易环境也不断恶化。
在全球经济休克的影响下，加之结构改革不充分，俄罗斯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即进入为期近五年的经济衰退期。当时俄罗斯的总体经济状况与当前的状况十分相似。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预算收入减少，而卢布贬值则刺激了资本外流，进而加剧了经济下滑和预算危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危机加剧的问题几乎触及整个社会。于是，这位伟大作家所称的“经济主义之风”开始盛行。在这种条件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写到：“上帝啊，难道连我也要在三年的沉寂之后，用经济类文章来搪塞自己的《作家笔记》吗？”
《固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中最重要的论题在于：必须抛弃集中精力应对短期经济问题的做法，转而将注意力集中进行作家所谓的“固本”——为保证国家在动荡（类似动荡在最近几十年比比皆是——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注）时期的财政收入，不应过多考虑当前的需求，无论需求如何迫切；而应考虑“固本”，这样即可保证稳健的财政收入。
恢复信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必须“固本”论题的意义何在？在诸多国家近几十年的实践中，针对长期目标的方针已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各国开始使用长期预算。许多国家建立了稳定基金，以借助较高的出口收入积累储备基金，并藉此解决长期经济任务。相较所谓的仅着眼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动的 “折扣政策”，开始对预算和货币规则的重要性进行研究。
或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中，存在某些特别适用于俄罗斯的东西？
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研究俄罗斯人对政府经济改革的接受态度进行研究的同时，试图揭示其论题的本质。作者写道：“难道人民不担心有关类似封地重配、金币规定的各类传言吗？不久前，在各教堂中对人民进行说教，希望他们不要相信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结果，在这次说教之后，各个地方反倒是确定了会发生什么的想法——因为总不能白白说教一场，既然开始说教，那么，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令人惊讶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人的思量与最近20-25年俄罗斯居民在货币改革、货币贬值、危机、破产方面的担忧是何其相似。在改革的年代，俄罗斯人多次花掉自己的储蓄，尽管当局一再告诫。因此，公众和金融市场对谣言、猜测和投机的过度敏感是可以理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我只是谈论传言，谈论听取传言的能力，而后者则恰恰见证了人民的精神忧虑。”
民众的精神忧虑既是十九世纪末、也是当今俄罗斯金融体系主要问题——信任缺失的反映。而这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固本”的涵义之所在。而从今天来看，恢复信任需要制定货币信贷政策及预算政策，使其针对关乎金融领域稳定（也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安定”）的基本和长期目标。
若从克服当前的经济衰退出发，这即为拒绝人为制造的卢布贬值，采用长期政策，以减轻通货膨胀并在长时间内增加对俄罗斯本币的信任。在预算领域，恢复信任即为放弃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无效金融刺激手段，转而保持预算体系平衡，并发展人力资本（包括卫生保健和教育）。在税改领域，必须保证税收和其他调控机制的稳定，以保证资本应有的可预见性，因为“资本喜欢安定的内外部环境，否则会躲藏起来。”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结构改革（特别是譬如退休金的之类的大众十分关心的结构性改革）的话语中，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若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便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在当今环境中的实现。若是转述这位经典作家的话语，则可说成：“努力并持续巩固对当前所执行经济政策的信任，即可获得良好的财政收入。”
亚洲——我们的“美洲大陆”
陀思妥耶夫斯基日记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选择国家应着力发展的区块。在指出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必要性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指出了俄罗斯整体转向亚洲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背后，他看到了俄罗斯的未来：“若转向亚洲，并以新视角视之，在我们俄罗斯可能发生当初欧洲发现美洲大陆时发生在欧洲身上的事情。因为，亚洲对于我们来说，的确像当时未被开发的美洲大洲。”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调了欧洲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欧洲是无法绕开的……欧洲和我们很近，欧洲是我们的。”但要想真正与欧洲接近，“俄罗斯必须自己首先实现自身的独立，而转向亚洲则是实现独立的一种手段、一种推动，有利于实现俄罗斯民众的精神改造和转变……就让我们被欧洲人视为亚洲人吧，但却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亚洲人……因为这一点，我们会更受尊重。”
在最近几年，俄罗斯政府才逐渐意识到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中亚洲部分的关键性作用及开发俄罗斯远东重要性。在西方国家国内经济危机蔓延的大背景下，亚洲的东方国家则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大量将贸易和投资转向亚洲。
专横取代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重要经济论题是在制定俄罗斯经济政策时生搬硬套国外模式的危险性。作家并非对欧洲经验本身进行批判，而是对这种“邯郸学步”、“机械式安抚”，缺乏理性和公民精神的经验借鉴方法进行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据说欧洲模式就是一剂神药——取而用之，俄罗斯立马变成欧洲，而卢布则即刻变成三马克金币；然而，这种机械式安抚却也造成了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众无需进行任何思考，更无需说是感到窘迫和痛苦了。”
正是在借鉴欧洲经济政策相关经验这个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重视机制发展的完善。同时，他还指出了俄罗斯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改革实施革命性、高歌猛进的步伐总是超过制度建立的渐进性过程：“在俄罗斯，许多事情并非遵照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进程向前发展，而是事出突然，有时甚至完全是因为领导者毫无征兆的指令而发生——这正是俄罗斯与欧洲的不同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主要弊病也让我们痛心疾首：官僚机构庞杂，进而导致国家机关开支增加。根据官方资料，近二十年来，执法、立法及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数量增长了数倍。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很熟悉这种“市场转变”的矛盾。他写到：“我们时常削减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数量，但结果，他们的数量仍有增无减。”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到“以四抵四十的可能性”。他提出了精简俄罗斯官僚机构并减少供养这些机构所需开支的方法：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将四个官员当四十个用呢？若是能减少纸质公文处理的事务并合理安排当前处理事情的方式，四个官员无疑能抵得上四十个官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还提出了许多对我们当前经济政策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见解，从农业发展到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经济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对积极寻找当今俄罗斯经济所处复杂境地出路的人士具有重大意义。
备注：
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之后，有些人便迫不及待地作出结论，认为不应在经济问题上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在其日记中表示并不觊觎经济学家或是财政学家的荣誉——“难不成连我也是经济学家、财政学家？从来不是。固然当前风气如此，但我从未曾是经济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爱俄罗斯，相较许多当今的“预言家”，他对自己祖国的了解更加深刻。他在1881年留下的日记，实际上一份独特的遗嘱：作家在去世前不久才写到经济论题。并且，他知道，这些论题不仅只是留给其同代人，而且也针对后代。在讨论俄罗斯将来在亚洲的地位及其与欧洲的关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写到：“……预言注定会实现，但我无意解释。但后人一定会记起并引用我的话。善于倾听的耳朵一定会听到的。”勇于面向经典作家，听取他们的生命真谛，这兴许也是通向俄罗斯“固本”之路。
【本文作者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系欧亚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由闻思敏（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真真（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