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不确定性与风险可能升高的当下，各国要保持多边合作以确保既有规则与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并通过国内政策的调整，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

  章玉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示担忧，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到3.5%，此数据较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了0.2个百分点。按照IMF的解释，全球增长面临风险，偏于下行。包括一些显而易见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IMF据此建议各国加大合作化解分歧，并采取措施促进潜在产出增长，加强包容性，并在债务负担重、金融状况收紧的环境下增强财政和金融缓冲。

  作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际经济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亟待破解。其对各国经济政策开具的药方尽管并无多少新意，却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必须面对的。不过，正所谓说易行难，如果当真让IMF去负责运营某个国家的经济，其管理成效未必更好。尽管这家云集了诸多大牌经济学者与财经领袖的组织未必苟同。

  笔者倒是关注IMF在致各国政府的建议中有关采取措施促进潜在产出增长的部分。认为这是当前理应得到各国高度关注的高质量建议。一般而言，潜在产出增长率是指经济中所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的增长速度。因此潜在产出增长率是指潜在的总供给增长率，是以生产要素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的。以中国情况为例，根据去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2019年《经济蓝皮书》的相关观点：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在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9年中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当然，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导致我国GDP实际增速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且产出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尚未真正构筑起稳固的竞争优势，而经济再平衡的时滞性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现象在短期内依然较为严重，且供给结构的调整速度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等等。

  正是因为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相关约束条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日前发表于《求是》的署名文章中，认为要加大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并为此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在第四条建议中提出要着力深化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笔者认为这是促进中国经济潜在产出增长的关键之举。事实上，不仅中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越是在经济相当困难时期，越是特别重视研发投入与创新驱动。相关情况，在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期间即如此，当时，尽管全球正受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肆掠，但微软、苹果、谷歌等美国科技企业却普遍扩大了研发投入。而根据欧盟委员会在针对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主要企业2017年会计年度研发投入进行的调查，进而形成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是进行工业研发投入的主力。其中，三星以134.37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位居世界第一，排名第二至第八的分别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大众、微软、华为、英特尔、苹果、罗氏。而在排名前五十的研发投入榜单上，来自美欧日本的企业占据了96%。说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技术驱动力仍是发达国家的超级企业。

  只是，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繁荣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落后基础之上。全球经济亟待更多创新主体引领增长与繁荣，这当中当然包括新兴经济体与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去年，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出版了涵盖126个国家的“全球创新指数”(GII)。该研究指出，尽管南非、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新成就，利用科学、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提高了这些经济体的竞争力，这些经济体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并进一步增加了其企业的收入来源。但该地区的多数国家的创新指数排名仍在100名以后，拉美部分国家也是止步不前。这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投入，以及可行的政策扶持、市场生态与工程师培养等。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金砖国家和韩国的创新活动不断发展，全球技术和知识正呈现双向流动趋势。特别是随着中国和韩国企业对前沿技术研发投入的扩大，对传统发达国家产生的正溢出效应逐步显现。

  而从技术层面来看，判断全球是否在未来某个时段进入新的经济周期，大致有三个维度：一是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是否稳定；二是新的全球增长动力是否强劲；三是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程度。

  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不确定性与风险可能升高的当下，各国既要保持多边合作以确保既有规则与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亦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与敏锐的直觉；更要通过国内政策的调整，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加大对关键产业与前瞻性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促进产业化应用提速，以将全球经济的有效增长建立在更多创新主体合力推动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