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对张正全来说，桃花开放有着特别的意义。
张正全在屋门口种了数棵桃树。他说，每年桃花开了，就开始准备生产。这不是矫情，在云南红河州地区，桃花开放意味着培养鱼苗的气温环境就差不多了。每年3月左右，都是张正全的渔场投入当年生产的重要时刻。
近期，来自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管理局的考察结果就会下发给张正全。这是他2019年筹备的第一个与“以鱼控藻”生物治理有关的生产。对于一个30多年的传统养殖户而言，生物治理的定义是遥远的。
从最初放鱼创收、污染水质，到“以鱼控藻”、治理污染，背后正是2019年昆明市“两会”仍在热议的滇池生物治理工作。而今年，为了争取云南省红河州另一个水库的生物治污项目，张正全为他的渔场申请了一份参与滇池生物治理的“证明书”。
滇池之变
按照往年的惯例，张正全的渔场很快会接到来自滇池的“订单”。3月，通常是在桃花开后，渔场就要全面进入生产状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培育，6、7月再把货交给对方。十年来，这就是张正全在这条供应链中参与的全部内容。
五十多岁的张正全并不知道自己养的鱼对“滇池”意味着什么。对他和家人而言，买鱼者口中所讲的“滇池”，也不过就是昆明的一个景点罢了。
直到2015年左右，“水产研究所”、“以鱼控藻”、“生物治理”这样的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张家人的聊天中。这一年，张正全特意向水产养殖领域一位资历颇深的大学教授求教。巧合的是，这位教授正是曾经参与过太湖流域污染治理工作的专家。正是这次求教，使得张正全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鱼与“滇池”的关系。
滇池是云南最大的淡水湖，是中国第六大内陆淡水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颗高原明珠一度沦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内陆淡水湖泊之一。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资料记载，滇池放鱼的传统由来已久，50年代末期，为了提高生产力，发展渔业经济，为沿岸居民增产创收，昆明渔业管理部门开始向滇池投放鱼苗。最初，生态因素并没有被纳入考虑，投向滇池的多是生长迅速、肉质细嫩，在市场上有良好口碑的鱼类，例如草鱼。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滇池水生植被开始变化，出现湖泊富营养化典型特征，藻类大量繁殖，水生生物群落种类不断减少，部分土著物种濒临灭绝，生态脆弱，湖泊的调蓄功能下降，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此后，昆明市开始有意识的对滇池鱼类进行控制。
2011年以后，滇池开始进行内源治理，放流滤食性的鱼种，通过食物链减少滇池藻类总量，将蓝藻转化为饵料，再通过捕捞鱼类带出水中的N（氮）、P（磷）元素，削减滇池水体内源污染，“以鱼控藻、以鱼净水”，再配合其他治理措施，达到改善滇池水质的目的。2012年，滇池“以鱼控藻”可行性研究报告首次审批通过，生物治理的理念延续至今。
张正全的渔场全称叫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这是他2014年才改的名字，当时他已经在云南红河州地区经营渔场生意大概20年。滇池开始做投放草鱼时，张正全只是极其普通的二级供应商之一。2012年，滇池启动“以鱼控藻”生物治理项目后，他又刚好参与其中。十年过去，从参与污染的一员，变成治理污染的一员，张正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在什么时候转换的。他的渔场甚至也没有出现在公开的文件里。直至2018年，为了争取云南省红河州另一个水库的生物治污项目，他才申请了一份参与滇池“以鱼控藻”的“证明书”。
云南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滇池全湖水质类别，草海、外海水质，达到了1988年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测库30年来最好水平。
新的方向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数据显示，“以鱼控藻”3年行动获批后，2013年至2015年，累计向滇池放鲢鱼、鳙鱼种3589吨，高背鲫鱼苗10504万尾，这些采购直接拉动昆明地区鱼苗鱼种养殖的发展，使400至500户农户受益。滇池沿岸共1279户农民办有捕捞许可证。项目实施后，新增可捕资源量14390吨，将直接为1279户农民提供丰厚的捕捞回报。张正全也是受益者之一。
“那几年，靠着这个项目我也缓过去很多。”张正全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自己的渔场早期经历过特别危机的时刻，几百吨鱼在短时间内一批接一批地死亡，饲料公司账款、鱼塘承包金相继到期。为了还债，他把生产设备当废铁卖，破产只是一句话的事。张正全曾经站在昆明机场跟家里打电话说，撑不下去了，准备放弃了。最后时刻，他意外接到一个电话订单。“2万元的订金当时就打过来了，就这样熬过去了。”他的妻子说。
这些年，滇池的订单让张正全每年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他也开始接触云南省内不同地区水产站的项目，不断扩大规模、整修鱼种场，申请更多资质认证。2016年、2017年，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先后获评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和云南省级水产良种场。
滇池的水变好了，张正全也有了新的方向。2017年、2018年，他陆续参与了云南省昭通市、开远市两个水库的生物治污项目。
参与污染治理的同时，自己意外成为“碧水保卫战”整治的对象。2017年前后，张正全位于云南省红河州黄草坝附近的网箱养殖基地，因为破坏当地水域环境被要求拆除、清理，与他一同被要求搬迁的还有另外上百家养殖户。这样的清理行动同时在全国各省进行，被业界称为“环保风暴”，有人损失惨重，有人断臂求生。
张正全没有太多挣扎，很快投入到更重要的生产当中，但这让他更清晰的意识到，过去单打独斗的野蛮生长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发展环境。尽管资金链紧张，他还是开始着手大规模的投入资源，整修渔场、增加设备，研究和关注与时下政策相符的产业，绿色、环保成为关键词。“现在和一些大学实验室、政府水污染治理项目有相对稳定的合作，还有70%的鱼是送到市场。”张正全说。
“水产站的人来指导过几次，建议我们划分出办公区、宿舍区，增加一些书面宣传。”张正全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在云南省红河州地区的渔场有超过20年的历史，近年来也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和指导，规模化、规范化是他正在做的事。
今年，张正全的新目标是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的治污项目，他在年前就已经与相关方联系上了。经济观察报记者注意到，昆明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也与滇池治理息息相关。作为昆明市的“一把手”保护治理工程，滇池受到了肯定，而星云湖、抚仙湖等流域所代表的九大高原湖泊治理工作却被点名。
去年，环保部公布的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中指出，云南省在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方面工作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环湖过度开发、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九大高原湖泊“十三五”规划项目整体完工率仅为20%。其中，大理州划定《洱海流域空间规划》和洱海保护“三线”工作滞后。大理市政府擅自允许在保护区内“拆旧建新”，导致核心区大量违章建设，对洱海水质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大理、玉溪等市（州）未严格按照云南省“十三五”生态农业发展规划要求调整种植业结构，洱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等流域大蒜、蔬菜、花卉种植面积居高不下，面源污染问题突出。
张正全是这场环境保卫战当中不为人关注的“细枝末节”，与他同在这个行业的人，有的吃了政策红利发财了，也有的扛不过整治破产了，更多的人则是过得不温不火。这些年，一次次在困境和机遇里出出入入，他也坦然了。是“养鱼的”也好，是“生物治污人”也好，这位朴实的养鱼人觉得，自己只是为了“生活”，没有想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