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党刊与我们更亲近
创办于1903年的修业学校
主编《湘江评论》（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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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一块红色的热土，上个世纪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行者，凭借这个舞台，文韬武略，导演出了多少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几近百年。这近百年的历史，正是中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历史。综天时地利之遇，得历史演变之机，革命的刊物、党的刊物应运、应时、应人而生，它替时代立言，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其人、其事、其团体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在它积数十年甚或近百年的发端、发生、发展过程中，如蚕破茧，如木生年轮，其间不知经历过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有多少事件、多少人物，共同编织着一部红色的革命刊物、湖南党刊的资治通鉴。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我们从现在的《新湘评论》上溯到90年前的《湘江评论》，去回望、追问并还原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挖掘其中蕴涵的红色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还要借其磅礴之势，更好地去保护它、利用它，用新的实践去传承它、丰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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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上溯90年，即1919年，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刊物----《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是先锋，是战士，是革命的刀枪火剑，以不可抵挡的气势，鼎新湖南，发聩神州，经湘江而“流”向全中国。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在长沙----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之所以定名“新民学会”，据萧三回忆，是取《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亲）民，在止于至善”，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在给同学蔡和森的信中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坚持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的另一个同学罗学瓒也写诗说：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它揭开了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给黑夜漫长而政治腐朽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
1919年5月28日，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其他会员的努力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
从1920年7月法国蒙达尼会议至1921年1月长沙新年会议，在新民学会内部，围绕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被誉为“建党先声”。1920年11月底12月初，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这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成立新民学会时就有的“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初衷，也是新民学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1921年3月，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
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们很想办一个刊物，共同探讨“个人及人类生活如何向上问题”。特别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大家更加感觉到必须办一个刊物，以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于是，毛泽东代表学会与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等人商议，决定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被推举为主编。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报型杂志。从7月出版创刊号至8月中旬，共出版了四号加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8月中旬第五号未及发行，便遭到军阀张敬尧的查封。
在形式编排上，《湘江评论》模仿了当时北京的《每周评论》；在内容组织上，继承了中国近代报刊政论传统，以评论见长。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和“新文艺”等专栏，全方位向读者提供国内外最新思想及革命形势的消息报道，并就读者提出的时事问题展开讨论。文章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生动活泼，简明流畅，受到读者欢迎。《湘江评论》从发起、创办，到编辑、组稿、校对、印刷和发行，几乎都是由新民学会的会员承担。除毛泽东外，彭璜、萧三、何叔衡、熊瑾玎、陈子博、周世钊等是主要撰稿人，印刷、出版、财务等工作，由易礼容承担，发行工作则由李凤池负总责。
遍查史料，《湘江评论》编辑部的办公地址，迄今为止有三个说法。
其一说，有人考证当年的《湘江评论》是在长沙旧城城东落星田的商业学校主编的。这个地方曾是清末湖南高等学堂即湖南大学前身的旧址；辛亥革命时，落星田的定忠客栈为同盟会会员往来交流之所；最有说服力的是，1919年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就驻于此，而《湘江评论》的公开身份就是学生联合会的会刊。
其二说，岳麓书院是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的地方。有回忆文章这样描述：毛泽东在岳麓书院一角，挥汗疾书，夜以继日。有一次，太阳高照半天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毛泽东熬了一个通宵，正在熟睡。易礼容掀开蚊帐，见一群臭虫在毛泽东“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显然饱餐了毛泽东的血。一个来月，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了三四十篇文章。这里说的“一角”，指的是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半学斋位于书院进门的右侧，是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半学一词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半学斋为历代书院山长居住所在。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寄居于此。以后又数次寓居，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
其三说，长沙马王街的修业学校是《湘江评论》编辑部所在地。据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注释等史料称，1919年4月至12月，毛泽东曾以修业学校主事兼修业中学历史教员的公开身份，在修业及长沙各地暗中从事革命活动。《湘江评论》创办后，他经常在学校东门一间低帘的屋子里为刊物撰写、编排、校对文稿，直至拂晓。这年秋天，毛泽东还指导修业高小二年级学生创办了革命刊物《小学生》。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也记述：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主编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命名为《湘江评论》。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罗斯?特里尔继续写道：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极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我认定这一说，不仅史说可信，还有时间印证。长沙修业学校始建于1903年，当时只设中学部。1904年接收敬业小学堂，增办小学部，1906年又开办速成师范科。毛泽东在修业学校前后8个月。他是五四运动之前到修业学校来的，离开是这年的年底，带着“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宣言重返北京。而《湘江评论》恰好是在这一段时期的7月14日创刊出版的。更加可以定论如山的，是毛泽东在读过留日中国学生学术研究会以“促进民智、培养民德、发扬民力”为宗旨编辑的言论刊物第6号《民铎》所刊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上篇《原理论》和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后，给黎锦熙写的一封信。信写在明信片上，寄“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西横街愉庐山黎邵西先生”，日戳为“长沙府CHANGSHA八年九月五日”，落地戳模糊。其全文如下：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这张明信片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创办两种革命报刊事迹的可靠史料。易礼容、李锐均曾在其著述中称“修业小学”，毛泽东自己却称为“修业学校”，似当以毛泽东自述为准。写在明信片上的信中有“湘江评论”四个字，1958年湖南省委创办机关刊时，曾有意直接就用这四字手迹作为刊名。现在完好留存至今的《湘江评论》5期珍贵原件，也是收信的邵西先生即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黎锦熙在解放后连同此信一起捐给湖南的。当年得知新民学会成立，黎锦熙曾在日记中称赞毛泽东“其事业与求学计划颇宏远，行之亦甚果毅，良不易得”。这封信根据手稿刊印，1988年收录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我们四处寻觅，多方踏访，《湘江评论》编辑部的诸多古旧遗迹已难以寻觅，让人生出深深的遗憾；惟长沙历史街巷白果园33号尚保留有《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高脊瓦房，厚门青砖，麻石古巷，见证着曾经的“齐声一呼”和“湘江呐喊”。
其时，毛泽东更是以大部分精力主编这个刊物。从创刊号到第四号，他共撰文41篇，长者近万字，短则几十个字。《湘江评论》的重要文章，《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兴和沉痛》、《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畏德如虎的法兰》、《政治家》都出自毛泽东手笔，署名“泽东”。
胸中块垒，笔底波涛。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创刊宣言宣称：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接着，直言疾呼，著文倡道，明确提出《湘江评论》的职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大声呼吁“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启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鼓舞人们树立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气概：“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气势凛然如名刹大庙的钟声，浑厚沉远，震彻大千。
《湘江评论》的主要内容除了宣传革命精神以外，还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落后思想。认为：中国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兵弱财穷，内乱纷争，而在于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在于科学思想不发达，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任何的强权和迷信，都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民众的力量，将它打倒。
从内容到形式，《湘江评论》都呈现出崭新的战斗姿态。在《湘江评论》第四号，毛泽东独立寒秋，把栏杆拍遍，高昂地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起而斗争，谁起而斗争？当时的教师、青年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是《湘江评论》的热心读者。新民学会会员唐耀章在省学联领取50份到街头叫卖，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第一号第1次印2000份，一天卖完，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都卖光。从第二号起印刷5000份，这在当时的报刊中已经是很大的发行量了，仍不能满足长沙、武汉、广州等省内外读者的需要。更没有想到，在远隔万里的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展出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文件、资料和报刊中，竟也陈列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这就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虽然只存在了一个多月，只出了一至四号和临时增刊第一号，但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实际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观五四时期出版的众多进步期刊，《湘江评论》是思想性、战斗性最强的一种，备受赞扬和推崇，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群众把它看成是真正代表自己说话的喉舌，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说《湘江评论》是“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当时主办《每周评论》的李大钊、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主办《星期日评论》的胡适都对《湘江评论》给予高度评价。《每周评论》在第36期专门载文评价《湘江评论》----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至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它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赞扬《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是当今少见的新刊物”。
《湘江评论》的办刊宗旨是“宣传最新思潮”，编辑思想是“唤起民众之觉醒”。通过此次经历，毛泽东积累了早期的编辑实践经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思想。正是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毛泽东开始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活动；正是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毛泽东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正是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毛泽东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担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临终前曾向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写信推荐自己心爱的两名学生：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二子。
此二子，一为蔡和森，一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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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上溯50年，即1960年，毛主席回湖南，为湖南省委机关刊题写“新湘评论”刊名，寄予新的厚望。
《新湘评论》是阵地，是红旗，是巨大的精神力量，以来自主席家乡的声音，传递着新时期湘江奔涌的力量。
半个世纪，《新湘评论》停而复，更而改，几经曲折，诸多历练，渐成今天的模样。
“办一份全国最好的地方党刊”的精、气、神时刻与这个伟大时代脉动、共鸣、交融。
1958年3月，中央召开史称的“成都会议”。会议第一天，毛主席就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是“出版理论刊物”。在22日的讲话中，毛主席说：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不久后的4月，中央发出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和中央文件要求，全国各省开始筹备创办党刊。翻检档案，我们看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关《新湘评论》的两份历史文献。一份是1959年11月28日标明草稿的一份省委文件，决定1960年1月创办《湘江评论》。一份是1960年6月7日印发的省委【总号（60）544】文件，决定1960年7月1日刊物改名为《新湘评论》。
这就出来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半年时间出台两个文件？原来的《湘江评论》为什么变成了《新湘评论》？毛主席题写刊名的确切日期是哪一天？为什么出了6期的《新湘评论》在半年后就停刊了呢？
带着许多个为什么，我们去回眸往事，去追寻红色记忆。原来，1958年省委宣传部主编的一个刊物改由省委主办，并同时决定更改刊名。如前述，当时准备直接就用毛主席1919年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作为刊名，还找到了仅存的一张当年主席寄往北京给老师黎锦熙的明信片，上面有“湘江评论”四字手迹。但毛主席早年的字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是颜体正楷，与主席60年代的书法风格迥异，遂决定请毛主席重新题写刊名。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当时的情景却在我们缜密的考证中越来越清晰。1960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校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审读结束的第2天，即9日，毛主席乘火车离开广东，到湖南视察指导工作。这次毛主席来湖南，一共3天两晚，都是住在专列上，把省委、地委部分负责人召到专列车厢，一路巡视，一路谈话。9日晚11时，专列到达衡阳。10日晚上9时，到达株洲。当时省委的3位领导从长沙赶到株洲，在专列上见毛主席，毛主席同他们谈话至11时。谈话后，毛主席要3位省委书记坐汽车返回长沙，他要坐专列到长沙去。抵达长沙后，毛主席又在专列约省委领导分别谈话。12日，毛主席去江西继续视察，经由天津于26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这次来湖南，在专列住了两个晚上。应该也只能是11日早上，天气很好，主席精神也特别好，起了个大早。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就把湖南省委机关刊拟议的几个刊名送给毛主席，请主席题写刊名。这时，有人提到1919年主席在长沙办过《湘江评论》，毛主席说，我那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随即圈定“新湘评论”，饱蘸浓墨，一笔下去，由于用的是一新毛笔，“新”字上面的一点着墨太多，洇了开去。主席稍作修饰，改用中锋行笔，顿时“新湘评论”四字飘逸纸上。收笔，主席想了想，说：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原来那幅是李达逼着我写的，太呆板，这次再重写一次。于是又展纸命笔，题了“新湖南报”。
当年的3月19日，省委机关报就启用了毛主席第2次题的报头，由主席圈定并题写刊名的省委机关刊《新湘评论》，也在1960年7月正式创刊出版。
做天下第一人，作天下第一书。毛主席“我写我的体”，在最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韵味的书法王国里，建造了自己的丰碑。他的书法高可居摩天大楼，低可进茅屋陋舍，流传在人们的手上，流传在人们的口头，更流传在人们的心间。可以这样说，毛主席书法艺术的知名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拟的；而且我们还要说，毛主席的书法艺术的高度，也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肩的。这绝不是说，他是领袖，他身处高位，他可以君临一切，他的书法艺术是因其政名而名扬天下；恰恰相反，他确确实实是一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是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主将和旗手，倒是因为他政名盖世、太响了，遮掩了他书名的光辉。上世纪50年代末，一次在济南，毛主席与舒同谈起了书法，说他练字经过了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1938年到1949年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进北京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其书法也随之欢快飞动四个阶段。书法风格则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简到繁，独悟天机，自成一体，进入了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毛主席上世纪60年代初题写的“新湘评论”刊名，就充分显示了其时的书法特色。六七十岁的毛泽东，胸纳万有，精力过人，人书俱老，从心所欲，不逾矩。书法上更是博采众长，力登泰山十八盘，终于到了南天门。他在草书的殿堂里游目骋怀，与颠张狂素是“开篇玩古，千载共明；削减传今，万里对面”了，这个时候他于草书，堪称得笔、得法、得意、得趣、得神，其用笔、结构、布白，都有惊人的成就，一笔一个面貌，字字篇篇珠玑，只求意足，不见字形，随意挥洒，皆成佳作。2007年更名改版，我们的版面建筑师和设计师为了把毛主席中锋运笔的“新湘评论”四个字，在有限的页面张扬发挥到极致，大胆排成两行，白底黑字，使纵横恣意、一气呵成的刊名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整个封面形象极洗练又极醒目，简到了不能再简的红黑二色，点线面的设置，既富于变化，又高度统一。主席题字的行云流水与粗线条的静态色块，红黑相间，动静相宜，彰显出大家书法的非凡气势与红色板块的金石韵味。空白处也有错综交替、大小穿插的讲究，起到了计白当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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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上溯30年，即1977年，《新湘评论》复刊。
这里，我们的叙述要返回到1960年。其时，三年自然灾害日趋严重，纸张匮乏。不久，中南局决定所属各省刊物停办，由中南局统一出刊，这个刊物后来没有办成。办了6期的《新湘评论》，在停刊十几年后，于1977年元月复刊。当年《人民日报》2月14日以“新湘评论复刊”为题的报道，开篇就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和亲笔题字的《新湘评论》于1977年元月正式复刊”。在此前的省委常委会上，时任第二书记的张平化说，要把理论刊物办好。原来我有点信心不足，现在鼓鼓劲，要办就下功夫，下力量，办就办好。毛主席给我省理论刊物的名字写好了，叫“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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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上溯3年，即2007年，省委机关刊更名改版；又3年后，改为半月刊。
我们心中铭记着3个有意义的日子：2006年7月1日，时任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在省委宣传部呈送更名《新湘评论》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改版。2006年10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改版。2006年12月26日，张春贤同志撰稿寄语《新湘评论》：肩负党刊使命，办出湖南特色。
2007年1月1日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正式更名为《新湘评论》，并同时改版。
2010年1月1日起，报省委同意，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新湘评论》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从毛主席亲自创办《湘江评论》到亲笔题写《新湘评论》刊名，我们的这本刊物几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同步，见证并记录了新中国、新湖南60年的历史；同时还可以看出毛主席心中浓郁的“新”字情结：60年前在西柏坡，他就满怀自信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叫新华社；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叫新中国；1939年、1946年、1948年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1942年挥毫为儿童节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1960年亲自圈定并题写《新湘评论》；1949年、1960年两次为湖南省委机关报题写的报头都是“新湖南报”。
《斗争》、《解放》、《共产党人》创刊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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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刊，指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主管主办的刊物。在90年的历程中，我们党创办过多种刊物，仅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就有18种。
我们党特别是毛主席在各个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都极为重视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无论偏居一隅，还是转战南北；无论硝烟弹火，还是生产建设；无论千钧一发，还是十万火急，党和毛主席都舍得拿出时间，腾出工夫，来指导众多革命报刊的创办和出版，甚至亲自动手办报办刊，展纸研墨写文章、拟消息、作评论、起草按语、发表广播讲话。毛主席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他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新闻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宝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党刊。由陈独秀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疾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正式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1923年1月还创办了《前锋》期刊。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瞿秋白。
李达编辑的《共产党》首次树起“共产党”大旗。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秘密出版发行。《共产党》第一次喊出了令人激动的口号：“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毛泽东1925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身份主编《政治周报》。由他亲自撰写的《发刊理由》，明确提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还提出了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在1926年1月1日创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30年《红军日报》诞生。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我军创办发行有党、政、军的“两报一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实话》和《党的生活》、《党的建设》、《党的工作》。其中《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设有“寸铁”、“悼念我们的死者”、“问题与回答”、“短斧头”、“我们的字典”等生动简练、很有战斗力的专栏。毛泽东在《斗争》发表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红星》报1931年12月12日创刊于瑞金，邓小平曾担任主编，毛泽东在《红星》发表通讯《吉安的占领》。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解放》，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群众》。《解放》创刊时说：“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1939年《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枝生力军”。同年10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共产党人》创刊号发刊词，是毛泽东论述党的建设的一篇重要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没有创办新的党刊，《群众》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唯一党刊。创刊后，《群众》就在艰难时世，几经辗转，先后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搬上海，1947年又被迫从上海迁往香港。在香港，《群众》高举中共中央机关刊的旗帜，继续战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题写刊名的《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和《八路军军政杂志》等重要报刊相继创办。
解放后，1958年经毛泽东提议，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创办《红旗》。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个月出版一次。6月1日，代表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正式创刊。
在酝酿创办《红旗》前后的两三年时间，毛泽东始终牵挂着这件事，不仅一口气题写了二十几幅刊头，写信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验；如不能用，再试写。”还在自己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旁，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另一幅写有“比较从容”的批语。后来，从其中选出了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刊头，并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封面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这一年的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此前的6月16日，《红旗》出版最后一期停刊。1989年7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求是》改为党中央主办。
紧跟党，为人民，党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期刊群，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现象。党刊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真实纪录和历史见证，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真实纪录和历史见证，也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的真实纪录和历史见证。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90年不同时期的党刊，浑厚而成一部浩然的共产党“史记”，翻阅这部史记，可以让我们真切寻觅到共产党从星火燎原直至创立人民共和国的苦难辉煌，深切感受到红色传统的超然魅力和无限活力，这是共产党前辈创造和留给历史、留给后代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政治遗产，是共产党人打江山的文字载体、精神武器，更是坐江山、守江山不可小视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刊的作用，对党刊倍加呵护。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赋予党刊特殊的地位和使命。
毛泽东同志1958年为《红旗》书写的刊名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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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如镜，传统如河。从对红色党刊历史的追溯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党刊从一诞生，就与政治息息相关，注定其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以办报办刊作为领导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毛泽东亲自参与、主办和指导创办了众多革命报刊，并为许多重要的报刊题写刊名，对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凡是由我们党主办的刊物，都是政治理论性极强的刊物。毛主席说，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并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邓小平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江泽民指出：“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胡锦涛在人民日报考察时的讲话和在致《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失误，误党误国误民。”党刊所面对的是党的大事、中心工作，涵盖党的教育、党的政策、党员的形象、党风的变化、党群关系等等，忠实记录了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与党的事业、党的工作、党的发展同行同步。第三，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毛主席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反复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刊的办刊方针是：“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政治总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说间接，是因为政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意志的集中表现，要集中就要抽象，它常常要被抽象为理论、政策、方针，对常人来讲就难免会觉得政治有些枯燥，并常常被误解为政治就是条文，就是口号。正因为它的共性比较强，有时人们就觉得不直接，难免会有一点距离感，甚至觉得于己无关。说直接，是因为政治无时不在，有时对每一个人来说关系紧密，甚至命运攸关，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也离不开政治。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香港和澳门回归等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万民、激动人心。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大地震，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都在行动。这也超出了自然灾害事件本身，有了巨大的政治意义。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孙中山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毛主席说，政治就是人心。向来政治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他进一步通俗地阐释，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政治是研究得人心、治天下的规律。讲政治就是抓大事。党的刊物当然要讲政治。政治是国家大事，是民心的集中，是人人关心的事。党刊讲政治，就是讲最大多数人的心里话，是表达国家民族的意志。
什么大事呢？就是党中央这个时期领导大家干的大事、广大群众心里想的大事和最大多数党员干部所关心的大事。只有这些众目所注、万念归一的最大的事能激励最大多数人。新湘评论顾问梁衡曾这样说：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许多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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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名改版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在思考并实践，究竟要办一本什么样的党刊，怎样才能将艰深化为通俗、将枯燥化为生动，解决理论研究和理论普及的问题，解决小学术和大众化的问题，解决理论武装和通俗易懂的问题，更好地去履行使命、担当责任、赢得读者，真正使我们拿出来的东西物有所值。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更名改版的《新湘评论》秉承《湘江评论》的优良传统，积极传播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切实肩负起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的重大历史责任，弘扬湖湘文化精髓，以理论的高度增强说服力，以内容的深度扩大影响力，以覆盖的广度提升竞争力，创造了一本具有湖南特色、具有全国意义的党刊版本。可以说，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打造和扩大了党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办刊，全党办刊，汲取群众的智慧办刊。三顾甚至四顾茅庐，请方方面面的专家、大家、行家，请读者、作者、编者为我们把脉、点评、想主意、献计策、出高招，走出编辑部，走到群众中间去，已经成了我们的工作惯例。还开发短信、网络在线渠道，主要请广大读者即时就刊物面貌、文章内容、杂志风格，以及文字、版式等方方面面发表意见和点评，拓展了通联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在省内外聘请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版式顾问，站在高个子肩膀上办刊；以内容为王，凭质量取胜，常年联系一批有思想高度、有理论根底、真正讲政治的领导、专家为我们撰文、写稿。领导、专家、读者评价，更名改版的《新湘评论》脱胎换骨，别具一格，独树一帜，达到了预期目标，创造了一本具有湖南特色、具有全国意义的党刊版本，让人眼前一亮。
党的刊物要讲政治必须有好文章。表面看来，政治似乎是人们要远离的东西，其实不然。真正的政治，是国家大事，是民心民意的集中，是人人都关心的事。关键是你怎么去讲，能不能讲到群众的心坎上。也就是如何用通俗的语言去诠释枯燥的理论，如何让人理解政治和接受政治，并发挥它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政治思想的课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艺术课题、业务课题。为此，我们一直在执著地探索前行，就是想努力当好二传手，通过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大转换，将高深化为通俗，使我们这样一份政治理论刊物的政论文章，既兼政治力度，又兼文学魅力，从而一扫政治刊物、理论文章在人们眼中的旧有成见，缩小人们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距离。严肃的真理其实也可以笑着来谈。列宁就提出并身体力行“笑谈真理”。理论这个东西天生枯燥，常常拒人三尺之外，在你没有理解它之前，很难主动靠近它。再加上我们习惯板着面孔来谈话写文章，就更加拒人于千里之外。实事求是地评论，现在的报刊，仍然是板面孔多，笑面孔少。其实，真理的内容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而且，理论根本无需华丽的外衣，真理就在最朴素的话语中。诚如高尔基所言：朴实，指的是读者的理解程度，感兴趣的程度。这就要看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是否反映得朴实和真实。朴实的文风，就像同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最要好的知己促膝谈心一样，你对他开诚布公，他和你心心相印。只会讲大道理，就成了人见人厌的空洞说教。一提政治、谈到理论就说枯燥，其实是对政治不通，对理论不懂，没有讲到要害处，没有真正懂得和掌握政治、理论的精髓。其实，就精神实质看，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最深刻最高度也最精当的概括；就基本价值取向看，马克思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就理论表现看，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与大道至简的统一。列宁曾经把“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当做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原则，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所在。毛主席把空话的东西称作毒素，指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邓小平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没有抽象的学理概念，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质朴简明、通俗易懂的话语，令全国人民大彻大悟。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提出叙述方式应致力于“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那种沉闷地诠释经典，重复教条，并不是真正的讲政治，而恰恰是一种狡猾的偷懒和不负责任的搪塞。写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思想，总要讲出一定的新道理，没有新道理也要从新角度阐述一点大道理。这样的文章才有灵魂，让人知道你是本着一个理来讲话，是在引领读者寻着光明前行，或向着一座无限风光的高峰攀登。列宁告诉我们，他不赞成使用精神鞭子把人们赶进天堂。《湘江评论》的追求和《新湘评论》的尝试也告诉大家，原来政治可以这么写，道理可以这么讲，政治理论性极强的革命刊物、党刊可以这么办。读者买了订了看了读了，能够丰富他的交流、丰富他的人生，提高他写文章和谈话的质量。
湖南的党刊要有湖南特色让别人难以复制。产生于90年前旧时代的《湘江评论》，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外表看起来有些简陋，只存在短暂几十天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如黄钟大吕，发达九地，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登高一呼的影响力。靠什么？靠它穿云破雾的精神力量，靠它跨越时空的思想力量，靠它湖湘独特的文化力量。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学习和秉承《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提出了一个口号：办一份全国最好的地方党刊。总的思路是，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力求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在变动变化中一以贯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致力于创造刊物的个性语言，去讲述党中央、省委这个时期领导大家干的大事和广大群众想的大事，以及最大多数党员干部所关心的大事。形式形象，包括版式风格、编排特色、页面骨骼、用字管理、双色印刷、开本纸张追求简约美，注重整体性，体现秩序感，坚持用严谨的做书理念来办刊物。具体来说，就是“六个”坚持：坚持一个宗旨，即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倡导科学精神。坚持两句话的编辑方针，即忧心为政、真情为文；笑谈真理、铁肩担任。坚持刊物的三个定位，即党刊、湘刊、机关刊；党的喉舌、读者知音；国家水平、世界眼光。坚持在“新湘评论”四个字上下工夫，即在“新”字上做文章，在“湘”字上出特色，在“评”字上下气力，在“论”字上求深度。坚持五个努力方向，即不断创新思路、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改进文风，办出湖南特色、办出国家水平。坚持六个流程，即内容终审、文字终校、标题终评、版式终排、印刷终检、投递终查。使命就是始终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处，始终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把握先进的文化方向，让与《湘江评论》一脉相传的《新湘评论》有思想深度，有精神高度，有文化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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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是为了创造，追寻是为了延续。当我们走进《湘江评论》编辑部旧地、印刷处旧址，踏着百年风雨洗礼的麻石青砖，轻抚古色古香的门楣窗台，仿佛置身90年前的一个夜晚：青灯摇曳，机器翻转，浸润着血的呐喊，镌刻着信仰的光明，一张张《湘江评论》飞扬而出……耳畔遂回响起顶天立地的湖南声音。追慕这种声音，我们用心聆听、血脉贲张。当“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唯有付诸心血、毕生努力，才敢望先贤项背。
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我们收集了能够见到的散载于一些报刊的回忆、资料，选登了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几个时期刊物的若干文章，包括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上世纪60年代、70-80年代《新湘评论》的文章各两篇，以及2007年更名改版后《新湘评论》3年“卷首”和“放言”的文章，并以纪要纪实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我们更名改版、更改刊期的思考、决策、行动以及各界人士对《新湘评论》的阅评、意见、建议和期待。编辑出版此书的初衷，无非是想尽可能地试图再现湖南党刊近百年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历程，揭示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这本党刊的岁月变迁、血脉延续和它的坚持守望、矢志不渝，为读者走近党刊、了解党刊，走近政治、亲近政治，走进理论、掌握理论提供一个生动的温故知新的范本。
江山万里如画，万物向秋潇洒。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中国共产党用90年的朝气、正气、勇气、豪气、锐气舒展而成的革命刊物、党刊，俨然一座民族精神的庄严殿堂，一幅先进文化的生动画卷，一个巨大的红色基因库，它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