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行走基层，时常看到一些地方的做法与国家政策不完全符合，“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时常听到一些基层干部说，“这是我们的土办法”。这些“土政策”到底是因地制宜，还是权力任性，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土政策”可以归纳出几种主要类型，有的已经探入违规或者灰色地带。

　　——“唱反调”。国务院曾明确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清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而不愿清理，甚至还“推陈出新”。半月谈记者此前在中部某地采访时，地方党委政府发文，要求实施涉企首违免罚制、涉企轻微违法行为整改制、下限处罚制；邻近某县则出台所谓的“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限制环保等部门执法检查，提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重在促进整改，原则上首次不予处罚。这些“土政策”为环境污染开了绿灯，违背了中央的大政方针。

　　——“唱变调”。太明显的“反调”不好唱，一些“土政策”寻求变通，玩起了变身术。比如，为了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国家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但有的地方政府通过签订融资、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目标责任状，配以年度绩效考核等“土政策”，要求融资平台为政府融资。实际上是违规举债，不过形式更隐蔽。

　　——“唱小调”。有一些政策完全从部门利益出发，“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去年，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国务院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逐步取消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许可，交通部门已停止办理站场许可证。但有的行政执法部门说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依然要求办理站场许可证，没有办理的企业要受到处罚。该企业负责人认为，国家政策的大方向是简政放权，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但有的部门仍以没有接到上面政策为借口，以内部文件来搪塞，或者选择性、打折扣执行，让企业叫苦不迭。

　　前几年，华北某市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这一名单，其中还包括两名正值工作盛年的司法系统干部。这种做法的初衷或是为了促进干部年轻化，但由此滋生大量“吃空饷”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

　　“土政策”看上去是基层复杂情况的“稳定器”，任其施为，则有可能变成基层深层纠纷的“导火索”。要提升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效度，以合理合情的方式，化“土政策”为制度化的“真规矩”，是一条务本之路。只是“土政策”来源复杂，治理还需有堵有疏。

　　一方面，对违反中央政策、侵害群众利益的“土政策”要及时纠偏，破除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山头主义”，防止权力滥用。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陆福兴说，一般而言，执行中央政策，省里会配套实施细则，县市会补充操作规程，但细化不等于“部门利益最大化”，这一倾向必须克服。

　　陆福兴认为，如果“土政策”和国家政策明显相冲突，应以国家法律、政策为准绳，坚决纠偏，进而要建立追责机制，对“土政策”的问责形成可操作的规范。

　　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合理性，回应现实需求的“土政策”，应和国家政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确实有效的“土政策”也可尝试推广。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正是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将基层有效探索纳入顶层设计。

　　一位地方改革办干部认为，有一部分从地方具体情况出发的“土政策”，体现了基层干部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这样的努力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注意甄别、适当鼓励，以有一定弹性的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基层工作活力，让基层干部敢于担当。(半月谈记者 白田田 周楠 白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