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有其“正面”和“侧面”，可谓毁誉参半。不管怎样，作为终生“克己尚拙”的传统士大夫，曾国藩及其家族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曾国藩墓园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据媒体近日报道，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岳麓区坪塘街道伏龙山的曾国藩墓园，“状况堪忧亟需修缮”（《南方周末》2019年9月7日）。目前，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已启动修缮工程申报专题方案，正在向国家申报。

　　1996年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曾国藩墓，为何不仅保护修缮乏力，还遭遇“墓园的恢弘气势和田园风光，成为渐渐消失的传说”的尴尬？

　　深究之，墓园的破坏，至少可归因于以下诸端：

　　其一，物权观念不张，职权衔接不畅。曾国藩墓园经历了从私产到公产的历史演变过程。1949年以前，墓园是曾氏家族的“阴宅”和私产，包括了土地、草木及建筑物的全部所有权，为此，曾氏家族依传统设置了守墓人，专司墓园守护。1950年代以后，墓园物权归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分离和模糊状态。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从法律角度而言，至少从被确立为文物保护单位伊始，曾国藩墓园就成了公物，依法应由当地政府及其文保职能部门承担起特殊公物（文物）的保护修缮职责。

　　不幸的是，墓园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在此期间几经变更。在行政区划的“流转”中，不同辖区及其文保部门之间权力移交缺乏有机衔接。墓园先前的修缮保护规划刚性不足，被几度搁置，近乎废弃。

　　其二，法治思维依附于经济，依然是历史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的最大障碍。曾国藩墓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可以依法申请中央专项文物保护修缮经费。可见，曾国藩墓园保护不力，经费并非核心问题。

　　为此，我们亟待确立：公物也是物，在“以人为本”和人权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物权观念，实现公物保护与私产保护的两轮驱动；以规划的科学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为基础，强化规划的法律刚性，树立规划就是法律的观念，并着力提升文物历史风貌的一体规划观和整体保护观；文化也是持久的生产力和软实力，历史传承和价值重建应注重文化符号、文化载体的预防性和抢救性保护，以看得见的文化因素感知历史的厚重。

　　其三，科学立法仰赖严格执法。就立法而言，我国对作为文物的知名人士墓园保护，已形成了立体的保护体系。那么，何以曾国藩墓园还会遭受破坏如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笔者以为，执法不严甚至执法者的职责失守是主因，只有有效根治怠政、滥政、懒政，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慎终追远，历史人物故居墓园，无不维系家国情怀；产权保障，公物私物，每个环节都事关法安天下。文化基因是经济建设的魂魄，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法治守护知名人士墓园的肃穆。

　　不仅仅是曾国藩墓，长沙还有左宗棠墓，也亟待保护的升级改造，以告慰“东戡闽越，西定回疆”的英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