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

美国自1872年经济规模赶上英国之后，过了26年其政府和精英才开始反思独善其身的对外政策，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其后又过了大约半个世纪，才借二战造成的列国虚弱之机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者。按照同口径的PPP计算的经济规模，中国于2014年刚刚超过美国。假定中国能够向美国一样遭逢两次世界大战之外的“机遇”（自身发展不受打断，主要竞争对手遭遇重大危机），如果沿着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节奏，那么需到2040年左右中国可以在构建世界规则上发挥重要作用，在2090年左右成为世界经济规则的主导者。即便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活动呈加速态势，对上述进度作加速一倍的折算，那么也至少要到2027年左右可以在构建世界规则上发挥重要作用，到2052年左右大致具备国际规则建构的主导权，这与“两个百年目标”的设定大致对应。

现实地看，中国在包括科技、军事等内容的综合国力上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比当年美国与英国的差距要大得多，中国要实现美国那样的主导权转移的难度也要大得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制定乃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困难度，应当精心构筑选择路径，以边际改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和制度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迁，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中国自身建章立制能力的提高与国际规则与秩序改善的良性共同进化。

“一带一路”倡议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平台、机制、机构和规则的创设，可以视作中国履行提倡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新世界承诺的制度化主张。这些主张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大程度、更高效率的参与到塑造国际规则和完善全球治理的过程之中。应当看到，只靠中国自身是无法实现这些主张的。一个能够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朋友圈”，是经由“一带一路”达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境界的基础和前提。而那些在历史与文化上拥有共鸣、现实与利益上相互契合的伙伴，是支持“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

近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第二部长黄家泉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以真挚之情回顾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以及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之中两国秉持自由贸易精神在产品、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广泛交流成果，展示了马来西亚从政府到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期待和信心。这个信心，正如黄家泉先生文中所言，来自中国软硬实力的结合。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齐备的产业门类自不待言，“相互的友谊与信心，比起现实中也要重视的双赢利益，是构建互利双赢共同体的更稳固基础”。真诚必须以真诚来回报。中国在参与塑造国际规则和推动改善国际秩序过程中，应当善意而有节制地发挥软硬实力，旗帜鲜明而又照顾“朋友圈”的舒适度。为此，以下原则值得考虑。

第一，保持战略耐力，明确有限目标。缺乏战略定力和耐力，鼓噪“毕其功于一役”，不啻给中国崛起“帮倒忙”。只有维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初心和气概，稳步集聚和推进建章立制能力，在审慎改良现有国际规则的同时凝聚共识、等待时机，才能充分动员具备共同利益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共同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不能忽视或回避美国。建设维护好其他各种美国尚未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并不是要孤立它。不能“以暴制暴”，以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针对第三方等旧观念来拼凑缺乏道义性的小集团；更不能惬意于在“小体系”中获得影响力的成就感，迷失战略方向和目标。考虑到国际秩序转变的长程性和艰巨性，应当在国际规则建构过程中合理设定当前的有限目标。要对美国构建国际规则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有全局的、清醒的认识，在避免对抗的大前提下相机抉择、边际改进。

第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点，推行相关国际经济规则。社会主义中国所坚持的价值，实际上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致的。美国曾经是其中一些价值的“灯塔”、“旗手”，但并未解决全部问题，甚至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例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上健康的、稳定的生活”的不虞匮乏之自由，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仍然匮乏。中国作为人口最多、削减贫困成就最显著的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一直指出，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这个表述与独善其身阶段，美国一再声称捍卫自己的自由就是捍卫了其他国家的自由、就是推进了全人类的事业如出一辙。实际上，理解中国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这件事，也不能只从“独善其身”之“独”的一面来理解，还应当从其“善”的天下性、当世性的一面来理解。中国所解决的，是在没有新的外部资源、市场、生存空间，摒弃殖民主义铁血罪恶手段的前提下，通过自力更生方式，普遍的解决了巨量规模人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手段之和平、对国际社会冲击之有限、成绩之显著，兼备此数项特征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验具备普遍价值。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只解决了一部分拥有近现代组织方式的人们实现不虞匮乏之自由的问题，这还是以忽视绝大部分缺乏近现代组织形式的人民生存自由为代价实现的。中国则已经解决了更多人口组织起来并实现生存发展的问题。这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良好践行。中国有必要在总结自身实践基础上，提炼行之有效的减贫和治理的规则，通过国际机构和机制来更好传播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福音”。这对于一些“劳动适龄人口”正在演变为“暴动适龄人口”的风险地区尤其重要。

第三，先讲好中国故事，再充当中国好人。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发挥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本市场条件与硬件环境。但由于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存在短板，“中国好人”往往被误解、曲解，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办好事的成本，甚至对中国形象不利。例如，有针对中国海外工程项目的调研发现，当地居民觉得中国人又勤劳又高效，非常赞赏。尽管赞赏中国人，当地居民却并不羡慕中国人，甚至也不是最感激中国人。他们主要感激美国传教士及其给他们带去的上帝，后者给他们派来了勤劳的中国工人。这类案例很清楚的地表明，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软权力结构之中，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产出的中国的权力并不成正比（如果不是负相关的话），可能反倒是现有霸权国的权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强化。

第四，加强联接，用好现有多边舞台，弥补空白，建设新的合作机制。中国并不具备全面重建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能力与必要性，应当加强边际上的创新。联合国、20国集团等都是充分发挥中国作用的可用场所。中国处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链条的中间阶段，一方面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低端市场的竞争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面临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市场的挤压和政治与战略上的排挤。这种位置有不利的一面，但种种不利可以通过做好联接而转变成中国的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需要中间阶段的中国发挥作用，更好组织起来并投入现代生产网络之中，进而最终从世界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也需要中国的庞大市场转变为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实用工业生产体系。中国有机会通过多边舞台，更好的为联接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和发达国家需求，提供更可行的生产与市场标准——按照现有的新自由主义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将因为金融深化不足、政治透明度不高、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深而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资金缺口与机制空白区都比较大的领域，尝试性的提出一些补充机制，通过充分的试错积累经验，也是必要之举。但应谨防两项风险，一是试图或被误解用这些机制来作为对抗现有体系的平行机制风险；二是在未经充分实践的条件下扩大规则适用范围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最后，要全面客观评估制定国际规则的成本与收益。在国际制定规则时，不仅应当充分考虑这些规则可能带来的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还应充分考虑本国及所涉重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企业等不同主体可能受到的影响。不仅要考虑相关议题的制度或政策效果，还应考虑推行所伴行的激励机制是否顺畅。避免长期利益被短期利益所牵绊，全局利益被局部利益所阻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