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卿,青州市五里镇宋旺庄人,生于1898年。他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民族工业,30年代初,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由于经营得法,蜚声全国,宋��卿也逐步成为天津实业界头面人物。天津解放初期,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的亲切接见。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抵羊”牌商标的诞生
1932年4月,东亚公司开业不久纺出第一批毛线后,宋��卿提出应该起一个响亮的、体现国人志气的商标。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开始对我国进行疯狂的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广大民众纷纷起来抵制日货。属下提出:何不命名为“抵洋牌”?宋��卿当时很赞成这个建议,但继而一想,这个商标的词义太直露,很可能招惹麻烦,经过慎重考虑,宋��卿感到不如隐讳一些,将“抵洋”二字改为“抵羊”,一语双关,较为妥贴。商标确定下来后,图样设计了几稿均不理想。后来,宋��卿想出一个办法,回到青州家乡一个放羊人那里,借来两只羊使之相抵,拍成照片后,由画师按照片绘制而成。后来,这个“抵羊”商标一直沿用至今。
宋��卿看准当时举国上下的抗日热潮,突出宣传“抵羊”牌毛线是“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使用国货是具体的爱国行动。他充分利用报刊、电台、霓虹灯做宣传,并特别注意举办产品展览会。凡有国货展览会,东亚公司必定参加。在展览会上,除出售一部分产品外,还将毛线生产的程序一一介绍给参观者,并且在展览会上传授编织毛衣的技术及花样。这种别具一格的促销手段,很能引起观众兴趣,达到了扩大销路的目的。由于加大宣传力度,很快,“抵羊”牌毛线就尽人皆知,全国驰名,销路迅速打开。1933年以后,全国城镇代销处达650余家,1933年总销量为60万磅,1934年为90万磅,1935年为120万磅。
难忘的会见
1949年4月,三大战役之后,天津刚解放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他那在后来曾横遭诽谤、刻骨铭心的天津之行,而导火索就是宋��卿。
刘少奇同志的天津之行,负有重大使命。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北坡举行,会议制定了在全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积累经验,党中央便派刘少奇到刚刚解放三个月的华北第一工商重镇天津考察。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参观了许多企业,广泛接触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他还拟定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其中第二页就是“找各厂厂长和工程师谈话”。
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著名资本家李烛尘、宋��卿、朱继圣、资耀华等座谈,详细解释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阐明了党中央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目的。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这个会对于安定资本家的情绪,去除顾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4月21日,刘少奇到东亚公司视察。当时,东亚公司有4个分厂,其中毛线厂、麻厂、药厂在天津,毛纺分厂在香港。公司有1000余名员工,在天津纺织界颇有影响。这天,宋��卿向刘少奇呈上了自己撰写的一份数万言的生产计划―――《我的梦》。这是一本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的小册子,是宋��卿30年执着追求的一个目标。文中,他提出东亚要发展到十家大型生产厂的计划,分析了以天津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吸引资金、利用原料的有利条件；分析了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情况；提出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逐渐扩大,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诸如针织、成衣等,形成系统,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一套完整的、宏伟的构想。
当时,刚解放的天津百废待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内大量灾民和失业者的救济与安置工作。据调查,在天津的三十万产业工人中,到解放前夕,失业者就达到十万人。当时东亚也有200余人因失业流落于街头。这些工人组织了工人失业会,多次找宋��卿要求回厂复工,但因原料不足,生产还不正常,宋��卿不愿背上这个“包袱”。当失业工人得知刘少奇视察东亚,便推选代表,请刘少奇同志接见并提出复工要求。
刘少奇看了宋��卿的《我的梦》后,认为是个解决失业工人复工的机会。就对宋斐卿说:“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吗?现在有这么多工人你怎么不要?”宋��卿回答:“我不愿多剥削了。”这显然带有牢骚情绪。原来,解放初期,劳资纠纷由于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同时又处于朴素的认识阶段,更受到农村土改运动方式的影响,变得极其尖锐。刘少奇洞察到要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简单的“剥削”和“反剥削”概念是个阻碍。
刘少奇针对宋��卿的回答指出:“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1万人、10万人才好咧!”
刘少奇与宋��卿在东亚的会客室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会谈,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的领导,还有民族工商界上层人士10余人。刘少奇从共产党的宗旨谈到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目前党和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谈到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从阶级的分析谈到党在进行阶级斗争中的政策和策略……他反复解释“剥削”的界定及其含义,指出发展工商业对恢复生产、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特殊作用。
此后,刘少奇又与东亚公司职工见面。他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深人浅出地解释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利用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对国计民生的益处,原则而又具体地说明了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当讲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进步性时,坐在一旁的宋��卿听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慨万端:“这回我可明白了!”
由于刘少奇做了工作,宋��卿才同意失业工人复工。之后,宋��卿代表全体员工致函刘少奇同志陈明近期工作思路,刘少奇同志很快复函加以勉励。
刘少奇在东亚的讲话精神很快扩散到天津市,随后传播到全国。讲话不只对天津市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解放伊始的江浙地区的城市工作,也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等帽子,在天津解放后到东亚视察时的讲话被诬陷为散布“剥削有功”论。宋��卿也被扣上“洋奴”、“买办”、“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有关部门重新恢复了宋��卿爱国民族实业家的名誉。王化德
刘少奇同志复函原文如下:
宋��卿先生大鉴:
接4月30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司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顺候
刘少奇
5月3日
东亚公司致函刘少奇同志原函如下:
敬启者敝厂自蒙
阁下惠临训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使命,今仅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1、敝麻厂决定于近期内加开夜班。2、敝毛厂决定添够原毛增加生产。3、敝化学厂虽已停工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4、敝公司正准备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生产。仅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谨上。
少奇副主席勋鉴
宋��卿谨启
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