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相对于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述，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让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内涵更加丰富、完整。
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互联网领域最前沿、最关键的科技或应用。构建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探索或可带来启示。
互联网发展为社会治理带来契机
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一个突出特点是，网络产品从内容服务延伸到生活服务，如重视网约车、网络订餐等衣食住行平台与社会服务功能；从中心城市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和广袤的农村；从消费互联网到工业互联网，从信息技术到数字技术，传统产业数字化等。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组成的互联网最前沿的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新场景新应用不断被开拓，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也将切实改变大众的生产生活，为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一方面，互联网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工具。
通过大数据掌握更完整社会舆情的全貌、反映群众诉求与“测量民心”；用人工智能有效掌握舆情变化的规律和动向，精准推送政府服务；用云计算进行大规模信息处理；用区块链建立新的信任机制。
比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目前已有公证处、鉴定中心、授时中心等20余个底层节点，存证总量突破19亿条。司法区块链存证能够实现事前、事中、事后，时间、地点、人物六个维度客观事实的固定。在纠纷发生进入诉讼阶段时，区块链能有效帮助法官破解电子证据的认定难题，高效查明案件事实、明晰双方责任，在保障公平公正的同时提升审判效率。
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赋能农村等偏远地区社会治理，提升智能化水平。
随着互联网用户下沉至三四线城市及农村，辐射范围更广，将为社会治理带来诸多便利。比如，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短视频与扶贫报告》显示，“短视频+扶贫”已成扶贫新形式。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记录和传播贫困地区的特色美食、美景和人文风情，助力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赋予偏远地区贫困人员自己扩大再生产，实现脱贫致富的能力。
科技是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的重要抓手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大挑战。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矛盾多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而科技正成为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先手”与“高招”之一。
首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现社会矛盾和问题，实现预警。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所有信息皆为数据。舆论动向、群体行为、社会态度、公众情绪、社会认知等，能借助大数据得到更准确、可视化的测量和呈现。比如，滴滴、美团、携程等电商平台的大数据，一定程度反映当下经济运行状况与用户活动轨迹、行为方式及消费能力等。比如微信、微博、网络帖文等网民互动、内容数据，反映出社会对各领域、话题的价值判断、公众情绪、社会认知与心态变化。通过这些互联网大数据的挖掘与整合，可实现社会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预防。
其次，通过网上信访、网络问政、网上政策咨询等践行“网上群众路线”，应对与化解潜在不稳定因素。
比如，海南三亚市天涯区成立的联合指挥中心，连接三亚市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平台，可实时监管、查看路面街区情况，并集成了12345热线平台、网络舆情平台、88880110热线平台、视频监控指挥平台，实时监测网络问题，并第一时间分转至相关部门办理，督促相关部门推进问题解决，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性与高效性。
再次，利用新技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升社会治安水平。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有效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比如，全国多地的网格员管理，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技术，加上身份证人口集中库，可随时进行比对，提高社会治安水平。再如上海市在3400多个小区里安装了70余万套件智能安防系统，在当事人报警求助之前，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研判，即时向小区保安、居委干部或公安民警手机推送各类风险隐患预警信息。
互联网是提升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三个转变”凸显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这提示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首先，“互联网+社会服务”是互联网政务应用的一大重点领域。
当前，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蓬勃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效。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占网民整体的59.6%。目前我国已建成31个省级政务服务平台，30多个国务院部门建设开通了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如贵州省“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汇聚了214个政府部门和机构部署的715个应用系统，实现全省政府数据统筹存储、统筹共享，开通了诸如省交管局的预约检车服务、省教育厅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师认定服务、省工商局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服务等114项网上可直接办理业务，打通了连接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再如，政务新媒体开设政务服务功能，打造多渠道一体化的移动政务服务体系。各地政府部门借助在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开设政务账号，依法公开政府信息、提供政务服务、开展互动交流、回应社会关切。当前，我国已有297个地级行政区政府开通了“两微一端”等传播渠道，总体覆盖率达88.9%。如深圳市罗湖区打造“i罗湖”政务新媒体掌上政府综合服务平台，不但包括了公众出生、入学、就业、住房、婚姻、生育、退休、后事等9个主要人生阶段所需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也为企业开办提供“全流程”一窗通服务，实现了从申请营业执照到各项许可审批的多个审批事项一次性集中受理，营业执照、印章、开户卡、税控盘等“一次配齐”，实现企业开办最快可一日内完成。
其次，“互联网+社会服务”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新方向。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扩大社会服务资源供给、以网络化融合实现社会服务均衡普惠、以智能化创新提高社会服务供给质量、以多元化供给激发社会服务市场活力、以协同化举措优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此次意见明确了社会服务与互联网融合的发展要求，给出了社会服务互联网化的发展方向。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整体落地，必将有效对接市场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充分释放互联网发展的红利，不断提升社会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责编：邱越、袁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