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策划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等地制造事端。1937年7月7日，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淞沪会战失利、南京战事吃紧，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至1938年底，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以及战区部分工业、教育机构、新闻文化单位、外国驻华机构等纷纷迁往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重庆一跃而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因而成为侵华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日机空袭四川省巴县广阳坝机场始，至1944年12月19日轰炸梁山、万县止，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狂轰滥炸。根据相关档案资料统计，重庆因日机轰炸直接伤亡3万余人、间接伤亡6000余人，直接财产损失约50亿元法币、间接财产损失约33亿元法币。面对日军的轰炸，重庆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展开英勇的反轰炸斗争，用血肉之躯和精神之魂构筑了坚不可摧的抗战之墙，粉碎了日军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阴谋，激发了全民抗战到底的爱国精神，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愈挫愈勇的自强精神在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不断张扬。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共计出动飞机72架狂炸重庆市区，投弹292枚，炸死4572人，重伤3637人,焚毁房屋3000余栋。重庆市中心尽成废墟，尸陈街市，熊熊大火燃烧了近三天才被扑灭。1941年，日军改变策略，将先前大规模的、密集型的政略轰炸，改为小规模的、多批次、时间长的疲劳轰炸。在日机的“疲劳轰炸”下，6月5日，重庆发生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造成776人受伤，1115人死亡。8月8—14日，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持续轰炸，最多一次出动飞机115架，每次投弹都达数百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来势凶猛、惨无人道的日军轰炸，重庆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积极投入各项反轰炸活动，抗战意志愈挫愈勇。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后，警报刚刚解除，2000余名电力工人就加班抢修，3小时内全市即恢复光明。1941年6月12日，大溪沟电厂锅炉和发动机被炸。600名职工通过三天三夜的奋力工作，即恢复供电。1941年举办的陪都市民运动会，开幕式当天上午就遭遇轰炸，但敌机一走，下午运动会照常进行。1942年，陪都首届体育节在敌机轮番轰炸的情况下，竟举行了长达1个月的运动会和各种体育表演、比赛。正是凭着这种不屈精神，大轰炸期间重庆市电力供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长，1942年供应量达4886万度，生活用电增加5倍，动力用电增长20倍。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书重庆人民，对他们的顽强精神给予高度赞誉：“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于1947年建造“抗战胜利纪功碑”，罗斯福总统赠重庆的卷轴译文被镌刻于碑座的“胜利走廊”。
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激情迸发。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目的。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的抗战意志丝毫没有动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乐章。在国家危难之时，四川青年不断掀起参军参战热潮。1940年和1941年，四川征兵人数达61万多人。此外，重庆民众大量应征民工，修建空军基地和军事交通工程，仅修筑川湘公路，国民政府就征调民工达数十万之众。重庆人民节衣缩食，争先恐后为抗战输金献钱。如江津献金大会，参加民众达3.5万人，献金共达1.3亿元法币。除现款外，还收到金戒指130枚、金手镯8只、布鞋一万双。工商业者激于民族抗战的爱国热情，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重庆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说：“敌人企图以狂炸毁灭重庆，实属妄想……敌人终能将自来水公司全部炸毁，亦不能断绝吾市民之水源，吾人仅需吸水机一具，即能引江水灌诸水管，而供市民取用。”大家在反空袭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英勇奋战、舍身赴难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高度民族责任感与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1939年，1330名川江水手在寄给国民参政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活。如果说我们是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1940年8月22日，《国民日报》一篇社论指出：“重庆市民在敌机的残暴烧杀政策之下，在血火交织中，在废瓦颓垣里，不计较私产的损失，忍受着个人的悲哀，他们只是沉痛的严肃的愤怒者，他们对于抗战的信心矢志不移，他们的声音传达到社会上就是：以热情鲜血和忠诚的服务，报效国家。”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在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充分彰显。团结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重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正是各党各派、各界人士与广大市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历史在重庆舞台的缩影。重庆各界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升华了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1941年，德国友人王安娜亲身经历了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她后来回忆说：“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在患难中，重庆人民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偏街小巷在空袭后，电线还没有来得及修复时，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点起被称为“太平灯”的油灯，便于行人通过。在反轰炸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为搞好防空工作，《新华日报》多次向政府献计献策，指出防空事务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的官僚主义和严重渎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始终以团结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重庆的其他党派，虽然政治观点、阶级利益不同，对国事的主张不同，但他们都一致反对日机轰炸、揭露日军暴行，传达防空方针、政策与措施，号召市民团结起来，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粉碎日本的阴谋，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0年8月23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国劳协总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中国佛学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135个民众团体通电全国，强烈谴责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表示“誓与全国同胞一致奋勉，拥护抗战到底之国策，争取最后胜利”。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此时此刻，重庆上空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战争留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反轰炸斗争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但重庆人民浴血奋战所淬炼升华的民族精神仍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郭亮 潘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整理与研究”（14ZDB048）阶段性成果）
